唯一解决方法是将欧元大幅贬值，把问题由欧洲出口到美国，但相信美国政府绝不容许上述情况出现，日本经济已衰退22年，美国政府仍不容许日元贬值。
实现三者关系的协调，前提就是经济增长要为调结构和控物价留出适度空间，在稳增长的同时更多地把优化社会投资结构、确保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、加强房地产业调控等作为主要政策目标。十二五以来，中央明确提出，要更加积极稳妥地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、调整经济结构与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。
但由于日本及时进行了产品出口结构的主动调整，出口产品逐步由纺织、印刷、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向先进制造业、电子电器等位于产业链高端的产品，从而实现了外贸竞争力的平稳过渡。二、在加快结构调整中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经济结构调整对于培育长期增长动力具有重要作用。一是明确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，积极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，提高研发投入占比。一是财政收入多年持续高增长，财政状况稳健，具有承受一定增速降低的能力和空间。在改革开放初期，劳动力丰裕、资本匮乏的国情决定了我国以劳动密集、外延扩张为主要特征的产业结构。
从长期发展趋势来看，我国资本、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潜力仍然巨大，工业化、城镇化对经济拉动作用仍然明显，区域发展不平衡也为产业转移与结构调整提供了空间，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强劲。在发挥投资稳增长作用的同时，要使其尽可能地投向对经济结构调整具有正向作用的领域，避免新一轮产能过剩情况的出现。在当今的中国，房地产已经上升为国民经济主导产业了。
可以说，即使国民经济下滑，房地产业作为要素资源配置的中枢，具有超乎想象力的承受能力，原因在于：首先，经过数轮上涨，投资者已经获得了非常可观的投资收益，宏观调控引起的价格波动根本没有触及投资风险控制线，投资者具有很强的持有信心。作为一个经济规律，房地产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，政府可以影响，但不可以改变。可以预见，房价必然会有一波上涨行情，更多的社会财富会涌入到房地产，在客观上夯实房地产的主导产业地位。一方面，房地产估值对企业资产负债表影响巨大，一旦房价快速回落，房地产这项资产面临急剧缩水，企业就会资不抵债，所有者权益甚至可能化为乌有。
在这个层面，人们通常使用房价收入比。同时，国内物价上涨压力依然不小，制约了国内货币政策无法像09年那样宽松，由此导致即使预调与微调推动国内经济有所反弹，但时间应该很短，很快会再次下行。
政府必须通过经济社会的改革，进行科学的制度安排，才能釜底抽薪地解决房地产问题，届时中国的经济社会才会迎来新的一轮增长期。同时，企业进入了房地产的趋势日益明显，但涉及面还不是太大。再有，房地产财富效应强劲，受益于房价飞涨，急剧膨胀的虚拟财富支撑了汽车、电子产品和奢侈品等消费。客观评价，在房地产增长前期阶段，由于房地产存量不是特别大，且房价不是高，房地产形成的虚拟财富并不大，对实体经济的危害较小，甚至还扮演了积极推动的角色，膨胀的财富效应能够提升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。
由于被剥夺感强烈，利益诉求机制缺失，失望乃至绝望的情绪很容易催生民粹主义，以致很多人呼吁再来一次文革。更为纠结的是，这两个问题具有因果关系。另一方面国内保增长延续了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，在这种经济格局中，富裕阶层既是第一受益群体，又是最大的受益群体，保增长使其有机会、有能力增加对房地产的资产配置，从而推动房地产价格上涨。面对房地产商气定神闲，政府倒是在宏观经济快速下滑中进退失据，预调、微调不绝于耳，房地产成交不仅趋于活跃，房租更是大幅攀升，调控处于极为尴尬状态。
作为国民经济主导产业部门时，国内收入分配格局、财产税制度、经济增长模式等因素便成为关键变量。况且，国内处于通货膨胀，货币贬值，实体经济经营困难，投资者除了房地产，也没有更好的资产配置形式。
在全球，很多国家都遇到这个问题，国际金融危机根源在于此。但在光耀的同时，也在步步逼近的现代化的陷阱。
至此，房地产透过企业、政府、居民从投资、生产、消费等三个角度对国民经济发挥主导作用。但是，随着房价多轮大幅上涨，且房地产存量显著增大，房地产形成的虚拟财富较前期有了数倍增长。这个因素不仅使政府为了保增长有了推涨房价的合理理由，更有实现GDP增长的强烈动力。在科技创新提升生产力、制度创新提升劳动效率、劳动人口快速净增加等情况下，这种亏空会被弥补，甚至还会有大量盈余。随着整个社会的金融化程度迅猛提高，房地产已经从一个实物产出部门，上升到金融投资部门，直至攀升为国民经济主导产业部门。然而，房地产是一个资源高消耗的产业，不需要高新技术，不需要自主创新，土地是成功的关键，沦为权力寻租的重灾区。
房地产调控第三个阶段发生在2009年至2011年之间。最终导致实体经济产生的利润无法支撑房地产形成的巨额虚拟财富，强制迫使房地产业从国民经济主导产业回归到支柱产业。
但是，随着虚拟财富兑现迅猛增加，而技术红利、制度红利、人口红利等消失，劳动群体的亏空会快速放大，又无法填补。四、房地产将会何去何从随着宏观调控将保增长放在更加优先的地位，在预调、微调影响下，国内货币政策趋于宽松，房地产率先反弹，成交趋于活跃。
这时，居民收入便不能作为衡量房价的依据了，毕竟居民收入只是增量，而居民财富是存量，这两者可不是一个数量级。另一方面，房地产是一个资金密集型行业，涉足企业很多采用杠杆策略，需要承受巨大的借款利息压力，面临着十分紧迫的现金流平衡问题，资金链极为容易断裂。
届时，房地产将面临着新的发展环境，支持国民经济的三大因素正处于或过了拐点，经济减速是一个必然趋势，人口红利趋于拐点，制度红利消耗殆尽，新技术革命远水解不了近渴，保增长自然是抱流动性之薪去燃通货膨胀之火，药效很短而副作用很大。当处于第一个层面时，人们会发现房价能疯狂到超出你的想象，按照居民收入水平，完全离谱了。一方面，富裕阶层会不断将其财富投入到房地产。这轮房价上涨呈现出过热现象，突出特征是居民在财富配置中开始大幅倾斜房地产，房地产金融化进程大大加快。
在当今之中国，政府应认识到随着社会财富的房地产化，房地产不是一个简单的产业部门，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集中反映，代表了一种经济增长方式，代表了一种利益格局，只要在原有经济增长模式下保增长，房地产调控就不会成功。由于制度的缺失，中国经济发展与邓小平的设想出现了偏离，既得利益者正在对资源、机会、财富等垄断和固化，房地产便是重要手段，而这又在酝酿和积累巨大的社会风险。
三、欲说还休的房地产调控面对房价飞涨，政府自然不能等闲视之，发起了一轮又一轮调控，但由于调控本身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，未能止住房价。由于是大政府，在我国产生了所谓的父爱主义，政府承担了太多的义务，成为经济社会中的矛盾聚焦点。
在这个阶段，房地产对实体经济造成了大规模的空心化，众多产业部门的商业模式与房地产嫁接，如工业地产、商业地产、文化地产、旅游地产，在其商业模式设计中房地产成为基础支撑，变相沦为房地产的融资平台。这对于执政者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考验。
房地产调控第二个阶段发生在2007年到2008年间。这个阶段标志特征是房地产金融化程度加快，企业大量涉足房地产，房地产在国民经济中上升为支柱产业。第二个堡垒是畸形的产业结构，即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不合理的地位。第一个堡垒是政府，必须转变经济社会管理方式，减少对要素资源的控制，营造良好的市场和法制环境，使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真正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，使要素资源从低效率部门流向高效率部门。
即使产业技术实现了突破，商业市场也会受制于房地产业无法孕育出必要的规模。这就导致政府总是倾向增量思维，在保增长的基础上推进改革，很难推进关乎存量的重大调整，尤其无法接受由调整导致的大量结构性失业。
而且在货币增发背景下，货币资产面临缩水，更是加剧了这一现象。对于各类社会主体，房地产在其财富配置中获得了主导地位。
但是，由于国内产能已经全面过剩，在24个工业行业中21个出现了过剩，企业投资机会枯竭。限购切断居民财富房产化进程，收紧货币政策，提高利率，增加保障房，压缩房地产企业融资渠道，对房地产商前后夹攻，结果怎么样呢？从开始的紧张加恐怖，到如今波澜不惊，房价依然坚挺，调控变成了行业整合。
